王晶宇:国家中心主义及其法理学倾向

“道”和“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道”,可理解为真理、规律、本原;“术”,即技术、方法、工具。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曰,“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曰,“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已有40年。近年来,社会学界关于“术”的讨论较多,甚至争议热烈,而对社会学之“道”,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要:本文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中心-边缘困境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及在此困局影响下非英美地域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和失语的境地。英美质性研究方法与技术占据着主导智识生产的中心地位,非英美学者及其本土研究被贴上了未现代化的标签。为打破这一局面,本文着力问题化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所依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浅析中国哲学思想为质性研究留下的宝贵遗产(如整体观和变化观),以呼吁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来。

唐世平: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制度经济学。该文摘录自作者《社会科学哲学杂志》(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发表的论文。文章一经出版,就成为该刊物最近最受关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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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成果《质性社会学导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将质性研究方法由“术”而“道”,上升为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出发点,促进其主流化。全书共八章,通过对国内外质性研究方法从兴起到传播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回溯反思早期社会学中国化探索路径,总结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传统和成功经验,打通从具体方法、方法论、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逻辑演绎和理论递进路径,尝试确立“质性社会学”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

关键词:质性研究;本土化;中心-边缘;本体论;认识论;

九种基石性范式

王晶宇  

质性研究,是发端于人类学、尔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成形的研究方法体系,90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导论》对“质性”概念做出界定:质性,汉语词汇本意解释为资质,本性。作为外来翻译语言,“质性”与“量性”相对应,一层意义是强调通过语言语义表述、文字文本分析来探讨事物“质的”方面;另一层意义是强调符号互动过程,隐含着“过程”与“意义”双重含义,也意味着通过“体悟”而不是“测量”获取的对社会本质及规律的理解。也就是说,“质性”概念本身就带有“道”的含义。

作者简介:李淼(1983-),女,辽宁本溪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质性研究方法、教育社会学、青少年文化。

十一种基础范式可以分为二大型:基石性范式和整合性范式。九种基石性范式是: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和反社会化,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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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从不同角度定义,种类繁多,共同的一点,是强调其为特定环境下人们“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人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深处,是由历史所形成的“文化”。文化,也决定或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维、认知方式。譬如,东方民族偏“质性思维”,西方民族偏“量性思维”。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可否认,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而无处不在的社会“文化”,也是社会学之“道”的重要存在形式。


第一组基石性范式是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内容提要:
国家中心主义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突显出来的理论反思形态,它通过主权概念把政治、社会、法律等社会关系通过其地理性的理解而渗透到各个学科当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主权和市民社会为主题的法理学研究中。某些自然法、实证法以及法律社会理论都显现其倾向。

量性思维的文化土壤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依靠直觉感悟、类比认知的质性思维被斥为“不科学”而遭到边缘化。《导论》认为,研究者以参与者身份而不是旁观者视角,“扎根”、互动,将心比心的社会调查研究方式,可能更加契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社会学想象力”更多的是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形成的直觉思维能力,而不能将其转化等同为数学计算能力。直觉思维虽不具备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但不一定就不符合辩证逻辑;其机理和科学性虽目前尚未认知,但不等于“不科学”甚或“伪科学”。《导论》还认为,“质性思维”与“大数据思维”具有认识论的同一性;大数据方法为实现费老倡导的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和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因此,《导论》倡导质性社会学,并不是要否定、摒弃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而是主张两种方法论取向的互补与融合。事实上,量化分析的数字和模型可以准确描述社会的宏观状态和发展的阶段性结果,质性研究方法则擅长呈现社会发展的细节与过程。宏观状态的数量把握固然有助于政府决策和人们对身处社会的认识,而今天中国社会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细节和过程。

  质性研究方法的中心-边缘困境是近年来中外学者热议的重要问题。[1][2][3][4][5][6]非欧美国家学者对此学术差异化格局的反思与批判,指向这样一种日常现实:非英美国家的质性研究者从英美同行那里习得研究方法与技术,并将其再生产,制造出旨在贴合英美国家读者阅读兴趣和思维模式的地域研究。此种研究以描述现象为主,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本土概念建构。其结果是,由于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与范式处于中心地位,边缘国家学者发掘的地方性知识被长期忽视,脱离地域情境的英美概念取代了对本土现实的细微体验和洞察。

物质主义在本体论上持有二个核心观点:即使我们不得不发明认知标签和认知理解去描述客观物质性的事物和事实,这些事物和事实是独立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之外的;甚至需要观念输入的“社会事实”也不能没有物质力量的输入而存在。换言之,观念力量总是在物质力量的基础上起作用,并受物质力量限制:我们无法逃离物质世界。

   关键词: 国家中心主义;主权;市民社会;法理学

探寻社会学之“道”,尤其体现在社会学基本原理的提炼建构。《导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家国同构”整体观内在隐含着“社会全息”思想。并从生物全息现象、全息摄影和中医“人体全息论”切入,通过与现代自然科学“全息理论”相类比,提出了“社会全息论”假说。表述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社会系统整体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实际上,社会学研究即是对这些显现信息的“采集”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过程。潜在信息往往比显现信息更加丰富,也更加重要,可能更接近事物本质、决定发展演变的走向趋势。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仅靠外在表面呈现指标数据的采集“测量”,更要靠参与其中的深度“挖掘”。基于统计学原理的社会学研究常常困扰于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学“术”与“道”的不协调、不适应。社会全息理论有可能破解困扰经典社会学的这种“代表性悖论”,为“窥一斑而知全豹”“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法提供科学依据,并由此奠定质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为了突破此中心-边缘困境,近年来,各国学者掀起了挑战欧美国家方法论霸权的浪潮,呼吁和倡导质性研究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他们深刻认识到,导致边缘国家学者失语的中心-边缘格局违背了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宗旨,它无视对处境不利者的关照和多元化视野。从本质上说,中心国家方法论霸权的确立,依赖于将一种基于英美情境的地方性知识伪饰成具有超强解释力、去情境化的普遍性知识,并推广至全世界。[7]颠覆这一困局要求转变各国学者的学术角色:英美学者成为消费者,学习和使用非英美学者创造的研究方法;非英美学者成为生产者,创造源自本土情境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

在认识论上,物质主义明示或蕴涵二个原则:用物质力量解释社会现象总比用观念力量好;只要有可能,人们应该把观念解释还原为物质解释。

  

“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含义非常之广。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社会”因文化差异而“道”有所不同,从时间上看,同一国家、民族的社会之“道”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社会历史的进程呈螺旋式上升。就是说,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阶段社会治理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表明我国正由“数量型社会”转型为“质量型社会”。质性社会学以提升社会质量为目标,提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质性社会”概念。这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即社会学之“道”的变动调整。

  综上,质性研究方法亟待一种从西向东的翻转,即超越西方认识论看待世界的方式、发掘东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8]陈向明进一步指出,要想参与质性研究的全球对话,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发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伟大文化遗产,如全局观(系统思维和普遍联系)、变化观和对经典文本的诠释等传统。[2](P.73)笔者认为,在方法论层面,社科工作者也应做到文化自觉,[9]其要旨在于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10]即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前现实与问题、开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先进精神遗产、吸收并超越英美理论意识和研究范式,创造出符合中国本土情境和社会现实的特色研究方法,参与和主导国际学术对话。[11]因质性研究本土化议题的内涵和外延错综复杂,本文仅尝试分析建构以中国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现实可行性。

物质主义最突出的例子包括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宣称,物质权力而非观念力量决定国际政治的结果,国家普遍追求物质权力。历史唯物主义则主张,物质性的生产力是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上层建筑主要是观念的。

  
现代国家走上历史舞台后,法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紧紧围绕国家这一主题蓬勃发展。然而,从全球化对现代国家的冲击来反思国家中心主义的一些特征不仅使我们对现代国家本身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时,我们也会对社会科学包括法理学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维度进行有益反思。本文试图对国家中心主义及其法理学倾向进行检视。

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质性社会学倡导基于深入“扎根”的个案研究而不是泛泛大面积问卷调查,基于平等的人心交流沟通体悟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数据运算模型演绎的研究方式,就在于追求社会学“术”与“道”的统一。

一、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问题化

观念主义在认识论上有二个原则:因为观念力量直接影响人类行为并从而产生社会结果,所以用观念力量解释社会事实总比用物质力量去解释社会事实好;观念力量(以及由此形成的解释)无法还原为物质力量及其解释,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试图追问观念从何而来,而只需要说“我们的大脑产生观念”。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著《质性社会学导论》入选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中心和边缘国家学者都对中心国家主导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其中,西方学者的批判成果形成了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包括:后现代批判对文明理论的挑战、他者化、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对英语成为非洲殖民地国家和地方性大学官方语言的批判、研究方法的文化基础(如英美研究者对访谈方法的普遍推崇)、西方捐赠者对国际研究与评估的影响,以及跨国主义理论等。[12]

人类社会由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组成。因此,任何社会科学都必须建立在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基础之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机地综合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一、国家中心主义及其与法理学的关系

  非西方学者的批判则主要指向英美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垄断地位。英美学术霸权的形成与延续是一个社会与经济问题。学术领域的英语就像经济领域中的美元一样,创造和持续统治着世界学术的不平等格局。在此格局中,非英美学者必须用英语逻辑思考、用英文写作,才有望在国际期刊上抒发见解。[13]即便如此,在非英美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质性研究仍被归入小众范畴。在英美学者看来,这些研究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只是验证和补充了西方地域研究未能兼顾的视角。因此,此类研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引领和影响方法论和学术范式的走向了。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一)全球化与国家中心主义的凸显

  至于如何破解方法论的中心-边缘格局,一方面,有学者呼吁建构多元的研究理念和框架,而非断然拒绝英美范式与方法、或一味地对其加以模仿。此努力客观上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例如,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96)指出,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模型根植于西方独特的宇宙观,非西方社会完全可能存在着另一套不同的概念与模型,就像西方社会中加糖的茶和巧克力在其原产地是不加糖的一样。[14]

第二组基石性范式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正如罗伯逊所言,“社会理论的历史性限制因素,迄今为止它一直以对民族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研究见长,正在被由全球化激起的普遍化趋势与跨国结构的转变而成为焦点”。{1}(P157)全球化已经对各种各样的传统理论提出了许多难题,在他看来,“嵌入在许多范式中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Nation-State
Centrism)阻碍了对全球化变革的动力机制的理解”。{1}(P161)不仅如此,这种国家中心主义贯穿于关于国家政治法律的各种理论研究中,如何深刻地认识这种理论背景下法理学的理论脉络,必然要对国家中心主义本身进行审视。在全球化理论中,关于社会关系的穿透性,即,社会关系网络不再是由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来划分,已经对其提出了置疑。一般而言,国家中心主义是一种隐含着地理学的认识方式,它把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法律关系通过对现代国家主权的地理性的理解而渗透在传统理论学科的不同方面。沃勒斯坦很好地对此进行了说明:“社会科学中的经典的分界线是没有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是嵌入在含义丰富的国家观念中的学科分类,并且这一观念与社会秩序的功能性的与地理性的分区相联系。”{2}(P16)这意味着国家中心主义是一种横跨了不同学科的潜在意识,在这种视角下,政治与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进一步影响了对各种社会关系边界的界定。国家与社会在这种视角下是一种边界同构的关系。它的核心在于作为政治与法律概念的主权理论一直是其中的关键概念。

  更进一步,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83)在《地方性知识》中从知识相对论的视角出发,呼吁研究者探索和建构出与普遍知识相区别的地方性知识,正是后者激活了在地人的意义世界。[15]另一方面,其他学者致力于寻找超越英美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替代物(alternatives),但此努力屡遭失败。常见的情况是:学术进步虽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但缺乏颠覆旧范式、巩固新范式的方法论主张。例如,在《东方学》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了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潜在原则他者化,却没能构想出破解他者化的方法论。

个体主义在本体论上有三个基本假定:个体组成集体;集体的特征是集体中个体的特征之和:除个体的特征之和以外,集体没有额外的或独有的特征;即使集体具有某些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几乎不影响个体行为,从而几乎不影响社会结果。

  
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根源在古希腊已初露端倪。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中,他把城邦视为最高的善,作为一个人而言,首先是城邦的人:

  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基于西方建构主义范式的知识建构论对跨文化地域研究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所谓的方法论中心-边缘困境只是数据分析质量问题,并非认识论问题。[12](P.439)因此,除非找到一种非西方认识论,否则应在西方认识论指导下继续推进非西方地域研究。[12](P.441)然而,赋予建构主义万能的解释力等同于肯定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无地域性和去文化性,这无疑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简化论。

在认识论上,个体主义断言,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所需的一切只是理解个体以及个体行动如何一起成为集体。极端个体主义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它假定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和(有限)理性的。理性选择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是社会学、政治学中另一种突出的极端个体主义。在社会学中,詹姆斯·科尔曼和兰德尔·科林斯都坚持极端个体主义立场。在政治学中,詹姆斯·费伦和戴维·莱廷使用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个体互动”理论来研究种族冲突。

  
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并且先于个人,其证据就在于,当个人被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的东西,就不是城邦的一个部分,它要么是只禽兽,要么是个神,人类天生就注入了社会本能,最先缔造城邦的人乃是给人们最大恩泽的人。{3}(P7)

集体主义在本体论上有二个核心观点:虽然个体组成集体,但集体具有额外的特征,而不是集体中个体的特征之和;虽然集体内的个体生成集体的特征,但是,集体特征一旦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塑造、有时还主导个体的心态和行为,从而影响社会结果。

  
自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与国家政治法律理论进行了有机结合。法学、社会学无疑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并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结构的理论前提。

在认识论上,集体主义坚持二个原则:第一,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需要理解集体特征(如群体、认同、结构、文化和规范)以及这些特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和产生社会结果。第二,为了理解个体行为,我们需要理解集体特征如何影响甚至支配个体行为。还原主义把集体还原为集体中个体的简单之和,集体主义明确拒绝这种立场。

  
现代意义上的对国家中心主义观念的反思肇始于世界理论体系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在政治地理学的意义上,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巧妙地把空间性与政治因素结合起来,通过主权理论把世界划分为一种二元分立的状态: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体系。正如布伦纳所评价到的:“国家中心认识论在19世纪晚期就已经统治了社会科学的研究。”{4}(P46)“自从19世纪晚期,社会科学就假定了一个来自于领土—主权联系形式的领土主义者的社会空间镜像,这种形式在国家间体系中被创造出来并不断重组。”{4}(P47)在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重新定向一直渗透着对社会科学分析的把领土性的民族国家作为前结构性的单位。正如许多学者最近表明的,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标准已经长期受困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地域性陷阱’—国家被视为是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关系的地理的‘自我闭合的’容器。”{4}(P40)但是,在今天看来,全球化所产生的对现代国家的冲击与影响,导致“在全球层面上变得越发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已经对这些关联的空间界限提出了疑问,空间不再是社会关系的稳定平台,而是显现为一种基本的维度,它自身历史性地生产、复制、转变”。{4}(P40)布伦纳指出,国家中心主义可以依据它的二个最重要的地理学假设加以定义:作为社会行动稳定平台的空间的概念自身不是社会地构成且可更改的;国家领土的观念是前结构性的、自然的且不可改变的分析单位。第一个观念导致了空间是永恒的并因此是不变的空间崇拜观念;第二个观念导致了方法论的地域主义,即它把所有的空间形式和规模分析为自我闭合的有领土边界的地理单位。{4}(P45)

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同样需要把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有机综合结合起来。现在的挑战仍然是如何有机地综合两种范式。正确的综合方法应遵循五个原则:个体组成集体,从而具有在本体论上超越集体的优先性;集体不能还原为个体简单之和;个体发明、使用物质材料和观念材料来凝聚集体;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信息流动是一个封闭圈;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动是人类社会进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德国学者贝克更是对国家中心主义观念提出了方法论上的批判,国家话语的强势地位已经形成了一种分析问题的强势的普遍性话语,它把这种普遍性作为一种隐藏在国家社会背后的一种普适性观念加诸对各种问题的理解中。因此,它不加区分地把国家与国际的二元对立视为一种以分割线为特征的分析形式。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的概念被重新建构,全球政治观念对传统的国内和国际、领土和非领土、内和外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个标志就是多边组织与多边机构的出现。进而,现代国家日益陷入超国家的、政府间的和跨国力量的、地区和全球相互联系的网络中。传统上,“民族国家‘集装箱’的观念一直被社会学以及相应的政治和政治学视为理所当然的出发点,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错误的”。{5}(P201)

人性:生物进化、社会化和反社会化

  
大多数现代国家学说都致力于说明其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确真实而持久地表现了社会的本性。然而,事实却是:一种特殊版本的国家—即民族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社会;所以,从一种晚期现代观点来看,国家就显得至为重要,而社会则处于应当受国家控制的地位。{6}(P69)

没有人性假设的社会理论不可能存在。社会科学若缺乏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就无法深入研究。这里,笔者只阐述人性的三种基础范式及其认识论含义。

  
可以说,国家中心主义既是国家在人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而形成的一种理论自觉,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深刻批判。国家既是不同学科研究的共同主题,国家中心主义也渗透到不同学科当中。这种理论视域也进入到法理学研究当中,其与法学理论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特别是主权观念与市民社会观念的地理性的解释构成了其核心主张。

生物进化决定论:在本体论上,生物进化决定论提出四个观点:生物进化曾是造就人性的最关键(如果不是唯一的)力量;人的心灵从来不是一块“白板”;生物进化赋予的这种人性是普遍的、根本的,他们不能够被社会化所完全消除;人性中由生物进化决定部分的二个最大驱动力曾经是生存和繁衍。

   (二)国家中心主义与法理学的内在关联

在认识论上,生物进化决定论试图仅仅依靠生物进化、特别是生存和繁衍的驱动来揭示、解释心理特征。生物进化决定论主要的解释机制是生物进化的核心机制,即变异——选择——遗传。

   1.主权观念与法理学的内在逻辑

社会化范式:与生物进化决定论相反,人性的社会化范式和反社会化范式都认为,社会力量是塑造人性(因而也包括人类行为)中更居主导地位的力量。这二种范式仅在哪种社会力量更居主导地位方面有所区别。

  
自从近代国家形成以来,主权概念一直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法律概念与政治学和法学理论形影不离。同时,近代以来,主权、社会契约论与法律合法性是三个相辅相成的概念,社会契约论提供了一种对主权合法性理解的道德基础。在这一问题上,从自然状态过度到政治社会的状态成为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正如迈克尔·莱斯诺夫教授对社会契约论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所作的精辟阐述:“社会契约是这样一种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契约被用来证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并/或用来对政治权威施加限制;换言之,在这一理论中,政治义务被当作一个契约的义务来分析。”{7}(P9)而所谓自然是状态,“是对人类及其相互关系自然地会是什么样子的定义,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任何人为设计的制度”。{7}(P19)因此,当他在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出评价时指出:“这种契约的意义是如此地关乎政治,以至于卢梭所使用的传统名称—社会契约—多少有些误导,‘政治契约’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术语。”{7}(P8)由此,这种思想实质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从自然社会过度到政治社会的契约论模型,这种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点在于,这种过度必然要通过建立一个国家才能实现,政治社会就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只能以政治国家的组织形式为依归。这就是亚里氏多德的人天生是城邦的动物的现代阐述,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不完善的,并且,只有在一个政治社会中,人才能过好的生活。一个人的平等、自由、财产、安全都依赖于政治国家的保护,因此,政治社会就是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组建的社会,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极好注释。

反社会化范式:在社会化范式看来,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幸福家庭,但对于反社会化范式来说,社会却是一个压迫者:正是社会阻止人类获得(天赋的)解放/自由。

  
上述契约论理论形成了讨论法律合法性理论中的一种研究传统,这种传统在各种社会契约理论中表现为什么样的国家形式是值得追求的,它为现代国家的法律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一旦把社会契约论与国家主权相联系,实质上,现代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特定的关于一个国家空间范围之下的法理学理论。它在分析问题上习惯于把国家当作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来讨论各种法律问题。

在本体论上,反社会化范式有三个核心观点:社会化限制人的自由;人类行为从根本上受到反抗主流社会系统的强烈要求驱使;这种反抗的愿望是引起社会变化的终极驱动力,最终将给人类带来解放。

  
以主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以及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为国家法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指南。它意味着,当把以社会契约理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国家当作分析问题的一种手段时,不可避免地把整个世界化约为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来分析国际社会问题,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是最主要的实体。主权的二元性在理论上把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契约论的形式还原为个人主义的唯意志论,在国际上把国际关系化约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理论预设。正如温特所说:“国家和国家体系虽然是不可观察的,但却是实在的(本体论)和可认知的(认识论)。”{8}(P50)就这种理论意义上的国家中心主义而言,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它认为只有国家才是正式合法的政治行为体,而在宽泛的意义上讲,正是这种国家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法理学也把国家法当作分析的核心。

在认识论上,反社会化范式有三个原则:对行为体的行为的最好解释是来自社会的压迫和个体反抗社会的愿望;如果行为体还没有反抗,我们必须求诸控制、“虚假意识”和权力/知识;行为体是否反叛和反叛是否成功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和变迁。

  
综上所述,传统政治法律分析模式中的国家政治合法性与伴随其建立的法律结构是分不开的。就这种二元模式而言,在国内领域,国家中心主义强调的是人只有通过建立社会契约,人类社会生活才能是善的。在国际领域,国家在分析问题过程中成为核心的单一的实体性要素。国家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法理学就是依据以主权为基础的政治—法律联系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思维范式,它关注现代国家的分化进程,融合不同学科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因素成为自近代以来的主流理论。

毫无疑问,生物进化是人性最根本的部分:社会化和反社会化必须有物质基础,而且这一基础只能由人类祖先的生物进化来提供。生物进化决定论的问题非常明显:它不考虑——至少不充分考虑——社会力量。今天的人和人类社会是社会进化的产物,而不仅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自然选择不可能单独解释一切(甚至也许不是主要的)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2.市民社会观念与法理学的内在逻辑

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

  
国家主权的概念自其成熟以来,就不断遇到挑战,这表现为,国家这一对内的以官僚机制为基础的对权力的合法垄断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相分离,而对于主权的外在方面,主权国家的外在平等与无政府状态被看成是刻意的文化建构。回首现代国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发现,在国家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对国家主权进行批判的理论形态:

冲突范式:在本体论上,冲突范式有三个核心假定:行动者(即个体或个体组成的集体)都是有不同利益的,因而,他们之间就常常出现利益冲突——大部分是真实的,但有时是想象的;行动者往往诉诸实际冲突——即斗争、武力威胁和实际使用武力——以促进他们的利益。紧接前二个假定;大多数社会结果都是由行动者的冲突行为所导致。

  
近三个世纪以来,尽管有不断的发挥和精练,但主权理论仍然是充满争议的领域。毫不奇怪,主权总被认为是国家的一种属性,而对国家则有众多的、相互尖锐冲突的解释。通过将主权与国家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基本上忽略了它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而这正是主权所包含,所鼓励的。这些理论基本上变成抽象概念的运用。通过将其自身从历史联系中分离出来,即使它们自己通常是对主流政治社会经济条件的直接反映,这些表达方式具有了一种不现实的形态。{9}(P27)

在认识论上,冲突范式认为,从这样一个假定,即行动者之间有利益冲突而且最后往往导致真实的冲突,来理解社会结果是最有成效的。因此,要理解社会结果,我们必须做三件事情:揭示行动者真实的或想象的利益冲突;从为了促进行动者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冲突行为;把社会结果理解为行动者的冲突行为相互作用的产物。

  
但是,市民社会的概念从始至终的讨论都离不开它与国家关系的研究,换言之,传统的市民社会也是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市民社会。

和谐范式:在本体论上,和谐范式有三个核心假定:行动者之间的利益普遍是和谐的;存在利益冲突时,行动者选择协调与合作以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紧接前两个假定;大多数社会结果是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行为,以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提高集体福利所导致的结果。

  
就市民社会而言,由于对其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论分野,但主要表现为以洛克与黑格尔为不同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脉络。其中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解焦点在于,市民社会到底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实体还是一种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形式。在现代国家社会中,国家虽然应当尊重社会的自主性,但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黑格尔部分继承了洛克的市民社会理论)的观点看:

在认识论上,和谐范式认为,从这样一个假定,即行动者之间的利益普遍是和谐的,而且最后往往导致合作与协调来理解社会结果是最有成效的。因此,要理解社会结果,我们必须做三件事情:揭示行动者的共同利益,包括他们追求利益和谐的强烈愿望;甚至在行动者有利益冲突时,我们也要去试图发现行动者的合作与协调行为;把社会结果理解为行动者合作与协调行为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

市民社会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但并不是自足的领域。不仅作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经济过程需要接受调整(这部分地是在市民社会内部进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社会学中的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帕森斯—默顿功能主义学派采纳了和谐范式的第一个本体论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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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整合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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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整合范式是社会系统范式和社会进化范式。在其最完整的状态,社会系统范式能够整合九种基石性范式,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系统内部变动的方法。而社会进化范式在社会系统范式再加上一个时间维度,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系统大转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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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范式:即使使用上述的九种基石性范式或它们的综合形式,我们仍然缺少一个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内部动态的理论框架。因此需要一种把九种基石性范式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范式,这就是社会系统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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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体论上,社会系统范式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行动者、社会结构和物理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包含九种基本范式所讨论的全部力量。

在认识论上,社会系统范式主张只能用系统方法去理解人类社会的系统。

在方法论上,社会系统范式首先接受将前述四组基石性范式综合的基本原则,试图将九种基石性范式综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九种基石性范式所捕捉到的九种力量/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特定社会事实的不可或缺的独力变量。

社会进化范式:在本体论上,社会进化范式声称,人类栖息的社会系统必定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化的系统。因而,人类历史本质上就是穿越时间的社会进化的产物。社会进化范式进一步主张,社会变化的驱动力来自九种基本范式阐述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存在于社会系统内部且有时间跨度。

在认识论上,社会进化范式坚持三个原则:进化方法的核心是突变——选择——遗传机制;用进化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既不能只是停留在形象比喻上,也不能是照搬生物进化方法的;对社会变化的核心解释机制应该是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社会进化范式给社会系统范式增加了时间维度,就具有社会系统范式的所有特征。因此,社会进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最终范式。解剖社会科学的学派和理论

过去数十年间,社会科学的重大学派之争——通常聚焦于何者更有效,从而集中在何者更具有认识论的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不过,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不同学派相互抵触的优越性之争。

一个学派对社会的理解能力主要由以下四个维度决定:

1、这个学派整合了多少种基石性范式?

2、该理论包括了那些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吗?

3、该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机整合了基石性范式?换言之,该理论包括社会系统范式的一些要素吗?

4、对于寻求解释社会变化的学派而言,该学派包括了社会进化范式的一些要素吗?

前三个维度基本上决定一个学派抓住或遗漏多少社会现实。显然,在其他都一样的情况下,忽略基石性范式越多的学派,遗漏的社会现实越多。只要一个学派忽略了那些拥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这一学派就注定是有严重缺陷的,无论它包含了多少别的基石性方式。第四个维度决定一个学派对社会内部变动的阐述有多好:
假设其它条件相同,社会进化色彩浓厚的学派对社会变化的阐述要好于社会进化色彩稀薄的学派。

社会学:功能主义和冲突学派

尽管(结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及韦伯)冲突学派之间的争论早已硝烟散去,但是这一争论却并没有真正的结果,因此这一争论基本上只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和谐与冲突,稳定和变迁。

功能主义主张社会的完整是通过规范体系来维系的,大大低估了物质力量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观念主义理论。功能主义还是一种纯集体主义理论:它视社会为有机体,个体只是边缘性的角色。

韦伯的冲突论整合了前述大多数基础范式,但社会进化范式除外。因此,在三种理论中,韦伯主义冲突论捕捉到的社会现实最多。

理性选择方法:力量有限、野心无边。理性选择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纯物质主义理论:它大体上与人类行为的观念主义理论不相容。然而,人类行为的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建构的(因而也是历史建构的),这种社会建构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情感和观念的影响。

理性选择方法还是纯个体主义理论。在它看来,集体只不过是原子的个体之和。即使理性选择方法不得不承认集体间或有一些自己的特征(如制度、文化或认同),这些特征通常也是在理性选择方法无法做出解释时进行事后解释的结果。

在人性层次,理性选择方法只承认社会化范式的一个方面:人类行为仅由物质得失的(弹性)理性计算驱动。

在社会系统范式方面,理性选择方法遗漏了很多基石性范式,几乎没有任何系统方法的特征。在进化方面,理性选择方法至多也只是伪进化论:一旦达到均衡,除非有外力推动,否则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变化。因此,理性选择方法不可能为任何社会变化提供内生性的解释。由于理性选择方法根本不讨论行动者行为的社会背景,也不讨论为行动者行为的历史背景,它是反进化的。理性选择方法的力量非常有限,但不幸的是它的野心却很大。

结论性评论

不同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犹如一支支手电筒:每一支都能照亮人类社会的一个方面,但不能照亮整个人类社会。因为社会科学不同学派整合的基础范式数量有限,所以,这些学派无法充分理解人类社会。不同学派的支持者就象“盲人摸象”寓言中那些盲人一样:每个学派都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社会的全部真理(或者至少是最核心部分),却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触摸到其中一部分。

我们只有从各种基础范式入手,架通它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才有可能综合不同学派。通过阐明基础范式及其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然后揭示社会科学中由这些基础范式错杂组合而成的不同学派。

虽然有限的范式的组合可以充分理解一些特定的社会事实,但是,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及其历史,我们需要使用所有十一种基础范式。

至于该运用那些基础范式来理解特定的社会事实,我们应该遵循四个大的原则:不要对自己的框架过于坚持:不同的社会事实经常需要这些基础范式的不同组合,而且在多数时候,他们可能需要比我们预想要多的基础范式;不要忽视那些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的范式;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复杂系统的不同侧面,因此,系统的方法(特别是社会系统范式)是必需的;对于要理解社会变迁,一个运用了社会进化范式的社会进化方法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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